9月15日，重庆市长王鸿举呼吁尊重务工人员为“棒棒”正名的消息一出，便引来社会各界的热评，几百位市民打进重庆时报的热线对“棒棒”改名献计献策。不少市民希望把“棒棒”改名为“棒哥”“挑哥”“搬哥”“力哥”等带“哥”的名字；还有9％的市民对数字特别感兴趣，在取名时也用到了数字的谐音；8％的市民在取名时结合了重庆市的特点，如“山城服务队”“重庆服务员”“山城工作者”“巴哥”等名字；还有19％的市民则各抒己见，想出了很多很有个性的名字，如“真棒”“大力使”等形象有趣的称呼。（9月16日《重庆时报》）

　　“把农民工当作亲兄弟、亲姐妹，用爱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。”我相信王市长的呼吁无疑是真诚的。“棒棒”等农民工在城市里干的是最苦、最累、最险、最脏而工资又是最低的活，但据调查，进城务工的农民遭遇城里人歧视的比例竟高达92%。“城市人、农村人，进了社区就是一家人；城市人、农村人，都是政府关心的人。”对“棒棒”等农民工真正关心、真心接纳、真诚服务，本来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。

　　然而，通过给“棒棒”另取名字，就能让市民从此不再歧视农民工吗？这恐怕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据说重庆有三绝：火锅，美女，棒棒。重庆是个山城，出门就爬坡，行路即上坎，搬运东西成为难题，于是才出现了专门帮人担抬重物为生的人，一根扁担、一条绳索，就是他们的全部“生产资料”，他们也形象地被称为“棒棒”。

　　这样看来，作为此类群体的名称，“棒棒”不过是对农民工谋生方式的一种“原生态”的描述，而且，从“棒”字的本意来看，除了指棍子以外，还有（体力或能力）强、（水平）高之意，并不含有任何贬损、歧视之意。相比之下，改称他们为“棒哥”“挑哥”“搬哥”之类带“哥”的名字，也未必能显示“尊重”，反倒是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某类“哥字牌”的药物来。其余的“名字”大抵也是如此，虽然结合了重庆的特点、或是形象有趣，但较之“棒棒”的原名，其“内涵”显然要浅薄得多了。

　　古人说得好：“名不可以虚作。”“棒棒”这个名词之所以“沦为”一个歧视性、侮辱性的贬意词，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令人痛心的现实。作为出卖力气为生的农民工，“棒棒”们在城里经常遭遇种种歧视和偏见，显然并非他们的名字不“棒”。根据专家测算，一个农民工平均一年创造的价值为2.5万元，他们平均一年的薪水为8000元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将1.7万元留给了城市。“棒棒”以及所有的农民工们，他们都是辛辛苦苦为社会做着贡献的劳动者，为什么却会成为歧视和侮辱的对象呢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

　　“你们肩膀上扛的才是棒棒，人不是棒棒，你们也有自己的尊严。”记得王鸿举市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。但让棒棒们拥有尊严，首先得让他们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、真正地消除城乡差别才行。否则的话，只是另取个“名字”，“棒棒”们还是不能够“棒”起来！(稿源：红网)(作者：王威)(编辑：杨国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