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季陶

戴季陶（1891-1949），名传贤，字季陶，笔名天仇，晚号孝园，原籍浙江吴兴（今浙江湖州市），生于四川广汉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，国民党的理论家，曾受到孙中山器重。早年留学日本，参加同盟会。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，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。五四运动期间，在上海主编《星期评论》周刊，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。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，任中央宣传部长，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。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，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。同年先后发表《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》、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》等文章，反对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，是国民党右派的“理论家”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历任国民政府委员、考试院院长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。1948年6月改任国史馆馆长。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。

戴季陶-经历概况

1891年，戴季陶出生于四川广汉县。1902年，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，受老师徐炯影响，倾向反满。1905年赴日本，入师范学校，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。日本留学时与蒋介石结识。1909年回国，使之晚清，投奔江苏巡抚瑞澄，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。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，戴季陶没了靠山，辞官另找出路，逐步投向革命派，先当上海《中外日报》记者，继而转入《天锋报》，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。几个月后，19岁的他，成为《天锋报》总编辑。清政府下令拘捕他，他亡命日本，加入同盟会。回上海后，又在《民权报》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，被袁世凯下令“提究”，关入牢狱。此时，他方才觉悟：“百万锦绣文章，终不如一枝毛瑟（枪）。”被营救出狱后，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，协助黄兴起义。最后，还成为孙中山的贴身秘书。陈炯明叛变时，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，保卫孙中山。

戴季陶在五四运动期间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。1919年继李大钊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之后，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，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“天才”，称马克思是“近代经济学的大家”、“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”。但后来因世界观的不同，戴季陶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而驰。1924年，孙中山逝世后反对国共合作，从事反共著述，鼓吹所谓“戴季陶主义”，直接充当蒋介石的“文胆”和幕后参谋。

1926年，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。1927年积极参与策划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1928年2月，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，10月，当上“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”。1931年任“特种外交委员会”委员长。此外还经营童子军，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，写下《伟大精神》、《同舟共济歌》、《日行一善歌》等歌曲，在当时非常流行。

1936年，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。西安事变后，他认为对张学良、杨虎城，应对何应钦的讨伐派坚决开战，从而保证蒋介石的安全。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，力陈利弊，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。

1940年，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，见到了尼赫鲁、泰戈尔、甘地等名流。抗日战结束后，戴季陶曾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。1948年7月10日，戴季陶辞去做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，改任国史馆馆长。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在广州自杀。 其子戴安国扶柩回川，葬于成都西门外枣子巷墓地。

据坊间消息，蒋纬国亦是戴季陶之子，是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津渊美智子所生。

戴季陶-追随孙中山

1902年，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，受老师徐炯影响，倾向反满。1905年赴日本，入师范学校，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。1909年回国，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。次年到上海，任《天锋报》主编，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，亡命日本，后转赴南洋槟榔屿（今属马来西亚），任《光华报》编辑，加入中国同盟会。

1919年，五四运动爆发后，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《星期评论》，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。1920年5月，戴季陶、沈玄庐、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，并将《星期评论》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，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、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。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，成为当时与《新青年》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，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，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也是由《星期评论》相约的。

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，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。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，沈玄庐、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。但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，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。由于世界观的不同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而驰。

1922年，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，他在回四川的船上，跳江自杀，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。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，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。1923年，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，实行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，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。他力谏孙中山，不要搞国民党改组，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，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，必然“启他日之纠纷”。

1924年1月，国民党“一大”召开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。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。

戴季陶-辅佐蒋介石

1925年3月，孙中山病逝后，国民党左、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，蒋介石、汪精卫、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。

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，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“纯正的三民主义”。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，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，为蒋出谋献策，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。

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，立场忽左忽右，引起共产党内部大混乱。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，之后，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。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，抛出“整理党务案”，捏造“中山舰事件”，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。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，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。
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公然举起反共大旗，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。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。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“四一二”政变，他为蒋介石制定了《离俄清党谋略纲要》。

1927年，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，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、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。

戴季陶-逐渐失宠

1935年，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，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，委托北京大学教授、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。1935年8月，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，颁布了第一批《简体字表》，并通知各印书馆。不料，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，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，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，破坏了中国文化，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，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是有意回避他。

蒋介石虽做解释，但戴季陶不听劝，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“如果教育部不收回《简体字表》，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，他一概不参加”。此后的3个月里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，也很少过问公事。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，又是至交，只能做出让步。1936年2月，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“不必推行”简化字的命令。

西安事变爆发后，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，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，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。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，发表了回忆录，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。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，但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。此后，蒋介石不再事事问计于他，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。

戴季陶-政治生涯晚期

戴季陶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后，身体也每况日下，患上了神经衰弱症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戴季陶郁郁寡欢。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，会取而代之国民党。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：“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，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，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，不可掉以轻心。”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，曾对蒋介石说“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，匪首为正当之人物，言论为正当之道理。”

全面内战爆发后，国民党军从进攻转入防御，败绩接踵，继辽沈战役大败后，又在平津战役、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，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。戴季陶忧心如焚，向左右哀叹：“时局日下，衰病之身，毫无所补，每一念及，则深惶汗。”1948年12月28日，戴季陶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，悲痛难禁，唏嘘涕出：“这一去，不知何日重又来？恐是不再矣！”。

戴季陶身在广州，心系时局。期盼局势好转，但事与愿违。1949年1月21日，蒋介石，被迫下野，辞去总统职务。蒋介石下野后，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，确定台湾为“复兴基地”，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，通知戴季陶入台。戴季陶一口拒绝：“不去了，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，伴父母于九泉，尽人子之责。”

1949年2月10日，他对秘书说：“国军难以据守西南，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。他们不会放过我，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。”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，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，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。1949年2月11日，戴季陶吞服安眠药自杀。

蒋介石12日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。据蒋经国日记载：父亲闻耗悲痛，故人零落，中夜嘘唏。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，蒋介石颇为不满，但较之那些“临难变心”投向中共的“乱臣贼子”，使他尚感欣慰，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“才识恢宏，勋尤懋著”。

戴季陶-个人影响

戴季陶酷爱读书，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。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、评述，他将考茨基的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》由日文译成中文，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。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：“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，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。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，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。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《中国共产党党纲（草案）》。

戴季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，发表了《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》（1945年版易名为《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》）、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》两本小册子，系统提出了“戴季陶主义”，成为中国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。

戴季陶认为，三民主义就是“民生哲学”，“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。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”；断言孙中山的思想“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，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”。认为孔子“把古代文化，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，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”，孔子“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”，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，“一部是《中庸》，是他的原理论。一部是《大学》，是他的方法论”，孔子思想也可称作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”。进而提出，孙中山“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”。戴季陶从与孙中山“互助论”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“生存竞争”论出发，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“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，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”(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》）。以此反对唯物史观、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。

戴季陶的论著还有《青年之路》、《学礼录》、《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》、《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》等，后人编有《戴季陶先生文存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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